本报编辑部接到河南女孩冯娟娟打来的电话。她在电话中她诉说了在广州打工时，受生活所迫做了“二奶”之后，身心备受摧残，受尽屈辱的心酸经历。

　　生活困窘，妈妈让我心眼儿活一点

　　我叫冯娟娟，是河南省南召人。除父母外，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。我是家中长女，还有两个弟弟。1998年，18岁的我以12分之差高考落榜了，而我的男友孙聪敏却考上了大学。他家里也很穷，凭他家的经济实力要供他念完大学是不可能的。男友拿着《录取通知书》来找我，希望我能帮助他。当时我很想复读一年，但考虑到我们两家的实际情况，在得到孙聪敏大学毕业后保证和我结婚的承诺之后，我果断决定，外出打工挣钱，使家里过上幸福生活并供男友完成学业。

　　1998年10月，我来到了广州打工。由于我长相还算标致，很快在一家星级饭店的餐饮部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，月工资800元。

　　每个月发了工资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，除留下200元食宿费用外，将600元钱一分为二，400元寄回家里，200元寄给男友。家里接到钱，总是写来信称赞我懂事，知道心疼家里人。男友更是感动得不得了，几乎每周都写一封情书给我。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，常常累得我筋疲力尽，但看看父母的来信，尤其是读男友的情书，很有一种虽苦犹荣的感觉，浑身的疲惫会很快消失。我暗暗鼓励自己，要多挣钱供他们花销。为了省下钱，我只能苦自己。到广州一年多时间，我没有买一件像样的衣服，使用的化妆品都是在小摊上买的。

　　我的节俭，引起了一位名叫阿龙的中年人的同情。他有一定的权力，找他办事的人很多，一有人请他客，他就往我这里领，每周总有那么两三次。他对我很有好感，每次来，都会给我带些小礼品。

　　有一天，阿龙突然恳求我做他的情人，每月给我4000元钱。问我愿意不愿意，说不愿意就当他没说，愿意了就给他打电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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